漢人入墾

邵族原是部落形態的共生社會,族人以狩獵、漁撈、採集、農耕為生產方式,土地是屬於部落的公共財產,其有一定的約束,但不屬於任何人,亦即沒有土地權的規範,當部落的土地在奸詐的通事或社丁首慫恿和指使之下,事實上,邵族的廣闊草地,就像刀俎的魚肉,任人宰割。清道光末葉,水沙連的開拓已勢不可擋,清廷在南、北二路各設的禁碑已形同虛設,所謂潛入私開、實屬藐玩法令的平埔熟番和漢民,都成了土地私墾的獲利者,清廷亦未再有嚴挐逸犯、驅逐私墾的舉止,而倡率私墾者也逐漸在水沙連境內建立家園。

邵族舊部落

漢人不僅在南投、林杞埔、集集諸地,順遂順心,就連進入水沙連境內侵墾的漢民不再以武力為後盾,而是以互市為手段,以示誠懇,獲取土著族人的歡心之後,再行圂入侵墾。咸豐以迄同治年間,水沙連邵族的境域,土地的招墾或招佃,不僅是由六社總通事、或社丁首來主導,從邵族土目獲得招墾或永耕字據的墾首,反成了新的主導者,透過墾首的分耕分佃的行為,土地資源及其物業得以充分地被利用,原來叢林密佈的原野,或是荒煙蔓草的山園,在墾首墾佃的互動之下,開闢出一片片的阡陌良田。當邵族與平埔熟和漢人接觸日多後,竟然受到瘟疫的肆虐,從咸豐、同治到光緒年間,是邵族人口的衰退期,由於邵族人口銳減,移入水沙連地區的漢人有機可乘,他們夾著經驗上的優勢,組成墾戶,以集團式的土地開發形勢,從邵族頭人處獲得了土地開發的權利,雖然字據上言明要繳納草地租,但時常遭到抗欠的紛爭,邵族族人為躲避瘟疫的感染,到處易居,族人紛紛放棄原來的聚落和獵場,避瘟遷居,原來居住在猫囒的族人,移居於其北二十里的的小茅埔,原來居住在審鹿、魚池的族人,移居到其北三十里的新興庄,居住在水社的族人分散於大茅埔(水社北) 、石印、竹湖等地,居住在頭社的移居於其南畔山下,原來邵族的頭社、水社、猫囒 、審鹿等聚落,反而成了漢人的村莊。

清同治13年(1874) 清廷開放「開山撫番」政策,解禁漢人渡臺,並允漢人進入番地,翌年,光緒1年(1875) 總兵吳光亮督兵開鑿中路,改北路理番同知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,新設埔裡社廳而移駐,而原屬邵族境域的銃櫃、水社、猫囒、司馬鞍及新城五庄自水沙連堡移出,獨立為五城堡。自此清廷的政治勢力以及國家機器才正式介入水沙連地區的事務,吳光亮設立正心書院,啟迪邵族番童,並頌佈「化番俚言」飭令實施,用以陶鎔其性情,早日向化。其後更設置地保、辦理人民訴訟,鄉保司搜查,總甲司捕拿。

清代官印

但事實上邵族廣闊的家園早已變天,土地招墾或招佃字據上所言明的草地租,隨著時日的變異,社墟勢弱,人物全非,原先締約的草地主過世,亦或通事(總理) 未能催繳,致使草地租之繳納日形輕率,亦或屢被拖欠,甚至抗拒繳納,邵族族人生活無以為靠,甚至餬口無資。備極艱苦的邵族族人,並未受到清廷理番或地方官吏的體恤窮黎,躲過瘟疫肆虐的邵族族人,苟延殘喘散居在日月潭畔和淺山地帶,靠著簡易的生產方式,維繫著邵族的命脈。

 

由於漢民移入拓墾日多,邵族的土地也大量流失,傳統的生產方式已無法提供生計,邵族也不得不接受以「稻作」為主要生產方式,影響所及,邵族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滲入了漢化的因子。